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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牛同志对港台流行音乐情有独衷，但他对当时国内的摇滚音乐倒是相当的喜爱和尊敬。我记不清是95还是96年了，中国摇滚乐教父级人物崔健同志在他的“新长征路”走到山穷水尽之后来到鸟市演出，得知此消息后，正在自治区文化厅学习的我及时通知了正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大牛同志，电话中我们召开了一个简短的董事会，并一致同意了公款消费的意见。
当时从重庆回来的好朋友欧阳同志也在鸟市。演出当天一大早，当我、欧阳和鸟市的姓袁的朋友心急火燎赶到南门时，才发现那里根本不象我们想象中的人山人海票特紧俏，只有三三两两的闲人站在设在南门体育场外的售票点周围观望，似乎也没人急于出手买票。我一看，甲票价居然高达150元一张！我、大牛、欧阳再加上陪我们一起到现场的袁朋友一共四个人就得要600元！600元是我三个月的工资总合，是卖300盒正版磁带或100盒盗版磁带的毛利！虽然心疼钱，特别是从崔健磁带里赚来的钱，但看在摇滚的份上，我还是万分舍不得的掏600元买了四张票，要知道90年我在成都看同样的演出才12块一张啊！卖票的倒高兴了，他们居然兴奋地允许我们在里面随便挑，当然我们挑的是第一排的票。
既然这么昂贵的票已经买了，那就要把它用好、用够。接着，我们就开始为晚上的演出作准备了。
首先我们来到军区大门一侧的“军品劳保门市”购买了四顶绿帽子戴上（就是当年解放军戴的那种），姓袁的朋友自告奋勇去借了四件老式军装，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各个磁带店乱逛，目的是弄到一张崔健专辑的招贴画，走了好几家都没买到，有一家年轻的老板消息灵通知道老崔今晚演出居然给我们开出了60元的高价。还好，最后我们在北门的一家音像店里只花了5块钱就从对老崔演出毫不知情的老太太手里买了一张“红旗下的蛋”，然后我们就戴着“绿帽子”象当年闹“学潮”一样高举着“红旗下的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招摇过市，引来不少回头率，充分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因为买不到五角星，我们还买了几盒外包装是红颜色的雪莲牌香烟备用。
最后，我们三人“全副武装”地来到了“白宫”对面的“奶咖”，在那里边喝饮料边等待姗姗来迟的大牛，同时我们还将红色香烟盒剪成四颗红五星用糨糊分别粘在四顶绿帽子上。
我们分别喝光了两杯“奶咖”后，落地玻璃窗外出现了大牛同志风尘仆仆的身影。
在鸟市温暖的阳光下，他穿着扎眼的皮夹克，脸色暗淡，目光呆滞，胡子也没刮太干净，让人感觉他就是个边远贫困地区来自治区首府上访的人。虽然那天鸟市的大街小巷除了一眼就能看出的是来自农牧区的同志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穿皮夹克的人。大家纷纷对大牛同志来大城市也不注意着装问题提出严肃的批评。大牛同志只好辩解说：“皮夹克怎么了？皮夹克就不能穿？鸟市虽然是大地方、大城市，高楼林立，人民衣着时髦、体面，现代化气息挺浓，但地处山区，天气说变就变，凡寒流都没办法躲过，所以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还有其他包括口里的人到鸟市必然得考虑多带多穿衣服。要不冻病了算谁的？”
果然，大牛同志头一天因为一直在为革命加班加点，又没能买到卧铺票，所以头天的劳顿加上一夜没睡，脸色自然难看，形象自然只能归类为“上访者”。
一杯“奶咖”下肚，大牛同志迅速恢复了往日眉飞色舞、夸夸其谈的本来面目。而且还掏出了为演唱会特别准备的用于喝彩的哨子、试图让老崔签名的笔、几盒“金嗓子喉宝”以及“红旗下的蛋”的磁带。
音乐会是晚上8点半的，我根据以往在“口里”看这类演出的经验率领大家在7点钟前就赶到了南门体育馆。
不料，我又失算了，7点钟的体育馆外并没有多少人，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居然还不让我们进去，说是要8点一刻才放人。
我们只好在体育馆外面等着，由于我们四人统一穿绿军装，带绿帽子，显得训练有素，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我们是在体育馆外值勤的解放军同志呢。
不过，比我们更强调纪律的是体育馆的同志，他们要求我们按先后秩序分几列排好队，甚至还有大嗓门的人强调了看音乐会的纪律等问题。
晚上的鸟市和白天实在不一样，气温已经降的很低，身穿绿军装的我们都感到了寒冷的威胁，这时居然还有个家伙看到我们这种打扮，居然提出购买我身上的绿军装和头上的绿帽子，这回轮到大牛同志批评我们了：“怎么样？还是我有远见吧？”
看着大牛同志在军装外面套着皮夹克沉着地站在队伍里的姿态，我们都只剩下羡慕的份儿了。
离8点一刻还有十分钟的时候，我们集体上了趟厕所，这时从体育馆里传出了让人情绪激昂的阵阵鼓声和撩人心扉的吉他声，这声音让我们从寒冷中挣脱出来，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8点一刻，随着看门人的一声令下，我们和排在我们后面的观众同志们迅速冲进了体育馆，我这会儿才发现南门体育馆实在是小了点，怪不得只需提前十五分钟放人呢！
我们找到座位的时候，崔健和他的乐队居然还在试音，我们的座位距崔健和他的乐队只有区区五、六米的距离，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我们的偶像，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还是大牛同志处乱不惊，大喊了一声：“刘元！”
这时我才发现其实离我们最近的是吹萨克司的刘元，正蹲在台上放置萨克司的刘元拧过头来跟大牛挥手打了个招呼。
这一举动鼓舞了大牛，大牛就向更远点的崔健大喊：“崔健！崔健！~~~”
不过怀抱吉他蹲在地上调弦的崔健头都不台，根本没有搭理大牛的意思，这时，大牛又发现了新大陆，得意洋洋地喊道：“看！崔健也穿的皮夹克！”
我没看到穿皮夹克的崔健搭理大牛，不过大牛同志并不因此沮丧，还是继续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依旧卖力的给崔健捧场，直到老崔同志发现大批观众已经入场，被迫终止调音，率众同伙退下为止。
八点半，演出时间到了，但可崔健和他的乐队并没有如约出现。
“吃饭去了？演出费没给够？”不明真相的观众纷纷猜测着，大伙不耐烦起来，部分不安分的歌迷开始齐声高喊：“老崔！出来！老崔！出来！”。与此同时在我们对面看台就坐，扛着红旗学生们有组织地象军队开会、看电影前拉歌一样高唱起崔健的一些经典曲目，《一无所有》、《一块红布》等无一幸免，还有人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和纸张，上面一律写着夸奖老崔的文字，体育馆内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各种声音不绝于耳。
警察和武警也来凑热闹了，他们一进场就迅速占领了体育馆内的各个交通要道，我看到有貌似头领的人对着观众尤其是我们这个方向指指点点，随即就有几个武警跑过来站在了我们这边的看台下，他们并不面向舞台而是面向观众，面向我们，目光严肃而警惕。
突然，大批观众纷纷站立起来，声音的分贝猛然加大，我也随着大家站起来看，只见一个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帽子并缀以纸制红五星的汉子出现在场地中央极度兴奋地时而手舞足蹈时而仰天长啸。我赶紧左右看了看，发现大牛、东山纪之（随大牛同志）和欧阳都还在，就放心多了，毕竟我们一行还算是没人真正发疯。当然，那个我们的“同类项”很快就被一拥而上的警察按住，并押上看台，英勇的“同类项”一边奋力与警察拉扯一边还不断向周围观众挥手致意，把观众的情绪调动的恰倒好处。
“同类项”被押着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衣服上、裤子上都有用看似口红的东西签上了崔健等人的名字。
随着“同类项”的消失，灯光渐渐暗了下来，黑暗中我看到有几个人身手敏捷地窜上舞台，继而节奏音乐响起，我以为老崔他们还要调音，大牛突然说：“宽容”。
果然，随着音乐节奏的渐强，我也听出了，正是那首“让我们迎着风向前”的〈宽容〉，这时灯光也开始忽闪了，烟雾中，崔健和他的乐队正起劲的随节奏扭动着。
我无法记起那场演唱会的全部细节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首《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原来创作并演奏了那段著名的古筝前奏的王勇已经跟崔健分道扬镳，这次演出老崔带来的是一个叫张珊的女同志。张珊同志面貌清秀、披头散发、一袭红衣，虽然演奏的是我国传统的乐器古筝但演奏姿态优美独特，将个古筝弹的异常刚劲和诡异，引起了更大规模的喝彩，尤其是在我们后面一排的一个满头卷发的维族小伙子。他已经激动地将座位踩在了脚下，手里的帽子不断上下舞动，同时用半生不熟的汉语一遍遍高喊：“张珊！张珊！我爱你！”，而且帽子也开始有意无意地抽在我头上。开始的时候我原谅了他，一来他是维族，我从小就怕维族，因为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爱欺负人，也好打架，而打架从来都是我的弱项；二来大家都是给崔健捧场，也都是为了摇滚嘛！没成想这家伙后来愈发的来劲了，几乎每次手起以后帽子必落在我脑袋上，我忍无可忍被迫回头冲他大叫，让他当心点，谁知这家伙根本不理我这套，继续将帽子不断打在我的头上，我只好硬着头皮用“新疆通”问候了他的母亲，怕他听不到还坚决地对他竖起了中指，没想到这招很灵，帽子很快就消失了。
演唱会最后一首歌是《彼岸》，崔健俗气地将歌词里的“北京”改成了“乌鲁木齐”以迎合现场的观众，完后崔健和他的乐队置我们的再三挽留于不顾坚决地下了台。我们大家当然是不依不饶，继续大喊大叫，崔健他们倒是回到了台上，不过加演的是我最不喜欢的《南泥湾》，而且就加了这么一首，最后崔健向乐队成员坚决地做了一个“赶紧撤”的手势，迅速撤离舞台，完全没有和观众“互动”一下的意思。欧阳后来说：“看到这手势，我一下觉得特没意思。”
值得表扬的还是刘元同志，他不仅在开场的时候和大牛打了招呼，而且退场的时候还和我们互扔了绿帽子，尽显一个大腕儿的群众意识。
第二天大牛说：“这次是我们作为年轻人《最后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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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于 admin on 九月 22, 2006
